国家新常态,高校新阶段

记者:我国高校综合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重要导向?

丁三青:我国高校综合改革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启动的。习近平总书记说:目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揭示了这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本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发展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上,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里程碑。高等教育必须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与经济新常态一样,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呈现出新常态,真正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了10多年的扩招、实现规模增长之后,开始向质量提升、内涵式发展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高等学校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应该说,近10多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事分配制度、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改革的共振效应也开始显现。但很多改革措施的出台基本上是以某些“工程”的项目来推进的,而这些项目很多又是“面子工程”,是高校“跑步(部)前进”争取来的,并且这些项目“单兵独进”,难收实效,很容易出现“木桶效应”。

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面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的涉及面更广、关联度更高,难度也更大,涉及多个部门协调、多种政策配套、多方利益调整,原来的单兵突进、局部突破式改革已难以奏效。改革没有退路,不进行综合改革同样没有出路,甚至已有的改革成果也保不住。必须用系统思维、全局意识、全球视野、宽广的胸襟认识改革,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设计改革,用统筹兼顾的方法推进改革。只有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形成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改革思维,才能进一步明确学校的战略定位和重点发展方向,释放新的发展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推动学校办学质量提升、内涵发展,实现学校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同频共振。可以说,综合改革是高等学校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可谓抓住了实质,抓住了根本。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新阶段真正启动的标志。

此次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任务,就是以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办学活力为主线,在资源配置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等重点领域实现突破。从改革的重要方面来讲就是:一个中心,即人才培养;两大导向,即分类管理、优化结构,服务需求、开放办学;三项制度,即考试招生制度、人事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关键就是制度体系创新,包括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立以办学绩效为导向的资源综合配置的新机制,全面提高高校办学水平和质量。


大学新格局,我校新压力

记者:我校发展面临的处境?

丁三青:审时度势,科学研判我国高等教育新阶段新走势,是推进我校综合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清代陆以湉在《冷庐杂识·师古》中说:“漫言法古,而不审时度势以图之,鲜有不败者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也说:“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可谓至理名言。

我校的综合改革在国家综合改革、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大环境下进行,还必须考虑以下两个大的背景:

一是国家实施的“两个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和“高等学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行动计划”。这“两个计划”的先后出台,是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相配套的。“两个计划”是推动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创建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行动方略。特别是“争创世界一流行动计划”,不仅资助力度巨大,更为关键的是资源配置方式将与原先发生根本的变化,学科的“铁饭碗”将被打破,“淡化身份,强化竞争”,对所有高校开放,实施动态管理,强调第三方评价,以实力来争取份额。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呈现新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争创世界一流行动计划”所释放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新常态,与此次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分类管理、优化结构”的导向是一致的,它所带来的是高水平大学的“重新洗牌”。未来我国高校如何分类,国家如何对高校进行分类管理,这决定每所高校的办学定位、办学格局、办学方向,决定各个高校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国家对各个高校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可以说,这对每所高校的“生计”至为攸关。我校如果不能在未来5-15年内争取在创建国际一流大学的国家战略中占据一席之地,将在与国内高水平大学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基于这一背景,我校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了建设“特色鲜明的国际一流大学”的目标。这一定位与我校原有的“特色鲜明、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矿业大学”的定位是一脉相承的,都强调“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但现在这一定位,目标更高,难度更大,必须通过综合改革的扎实推进,才有可能实现。

二是能源革命。从我国能源行业面临的形势来看,我国的能源行业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讲话,有力地推动我国能源在消费、供给、技术、体制等领域的革命,对服务于能源行业的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也将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以煤为主,是矿大长期坚守的特色,也是学校的优势。但学校长期着力于在“煤”字上做文章,办学格局小,拓展的空间小。坚持传统特色没有错,问题在于,不能仅仅抱着传统的特色不放,而必须要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进行新的学科、专业拓展,形成新的特色和优势,从传统的石化能源向新能源转变。习近平关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讲话,将引领中国能源领域革命时代的到来。作为我国煤炭能源高等教育旗帜的中国矿业大学也必须服务于能源革命,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自我革命,实现华丽转身。为此,必须聚集相关学科资源,大力加强能源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原创研究,创建中国特色的能源工程领域的国际一流学科,实现“特色鲜明、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矿业大学”向“特色鲜明的国际一流大学”的转型升级。

另外,全国的高考招生制度即将实施,在市场条件下打破身份壁垒的招生录取制度,对地域、行业特征都十分明显的我校来说,生源质量压力只会与日俱增。

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常态、能源革命的新常态,对我校既是巨大的压力,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校作为一所具有一百多年办学历史、特色鲜明的多科性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对我国煤炭能源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近年来,学校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加强内涵建设,办学水平稳步提高,为创建国际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且,既往改革的同频共振效应已经显现,为综合改革的推进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甚至有拉大的趋势,即使与我校中长期规划提出的建设“特色鲜明、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矿业大学”的目标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创建国际一流学科、高端师资培养和引进、高质量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成为我校创建国际一流大学的瓶颈。这些都必须靠综合改革加以解决。


 

综改新动力,发展新台阶

记者:综合改革将给我校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常态?

丁三青:所谓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也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就是指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再是此前那样规模扩张式的外延式的发展,而是质量提升式的内涵式的发展,可以说,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的本质就是提质增效。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不断改革,改革的成效也不断显现,但深层次的问题、制约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体制机制的瓶颈也暴露了出来。必须更加重视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必须更加重视特色发展、高水平发展、可持续发展。以提质增效为本质特征的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下的改革,必须摒弃过去单项式的“碎片化”改革的老套路,实施具有系统性、协同性的综合改革。综合改革是在过去单项改革基础上的全面推进,既是对已有改革的深化,也是改革的“深水区”,是“啃骨头”,不是若干单项改革的简单相加,必须在整体推进基础上重点突破。每个重点领域、主要改革举措必须具有内在逻辑性、关联性、互动性。也可以这样说,提质增效的发展需求催生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综合改革为高等教育提质增效的发展新常态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那么,对于我校来讲,综合改革将给我校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常态?

一是在综合改革中增强学校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新常态。作为行业高水平大学,我校必须面向国家和行业重大需求,通过建立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强协同攻关,解决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但要建成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建成特色型国际一流大学。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国际一流大学发展战略。要按照“大师+团队”的建设模式,培养和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师资,按照学科水平ESI的国际通用标准,强化基础性、原创性研究,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按照创新人才发展规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国竞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二是在综合改革中释放办学活力成为新常态。此次综合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是资源配置方式(综合配置)的改革,是结构重组(优化升级)的改革,是利益重新分配的改革,是挖掘潜能、强化效能的改革。当然,也需要进行增量改革,如增加教师总量以及收入增长,目的在于调动师生员工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只有进行综合改革,才能不断释放办学活力。

三是在综合改革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成为新常态。增强学校建设国际一流高水平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和办学活力,必须实施以绩效为导向的资源综合配置的体制机制改革,改变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和分散性、重复性、浪费性的“碎片化”资源配置方式,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资源综合配置的体制机制。围绕“三个国际一流目标”,在招生指标、学科资源、职称指数、干部人事、收入分配、经费划拨、资产使用等方面,以绩效为杠杆,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在高层次人才培引、高质量成果产出、高素质人才培养上,对于绩效突出的,进行资源的综合配置,为增强学校建设国际一流高水平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和办学活力提供制度保障。

四是在综合改革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成为新常态。通过综合改革,调整校院关系,形成校院所三级管理结构;“以院办校”,下移办学重心,下放办学自主权,真正体现学院是办学实体的地位;深化大部制改革,按照功能划分,调整学校管理部门结构,转变机关职能,变机关管理为计划制定、执行监控、绩效评价和服务保障。